校際交流：走上不悔的辦學路
作者：任懷鳴（融合中小學創校人、教師駐校記者）
說來慚愧，辦學校從來就不是我的人生志向。我固然不能和蒙特梭利、史代納、或尼爾等教育家相提並論，即使和國內另類學校的先驅人物（如森林小學的史英、朱台翔，種籽學苑的李雅卿，雅歌小學的孫德珍…等）比起來，其實也相去很遠。原因很多，其中之一是能力不足（這點後面會談到）；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：從小到大，我根本就沒立過什麼具體又偉大的志願（例如立志當總統、當科學家、或者…當校
長），反倒是具體卻不偉大或偉大但不具體的志願立了不少，例如：立志騎單車環島旅行、立志考上大學、立志追上女朋友、以及後來的立志做教改…等等。這件事是在說明
：第一，辦融合學校純屬機緣巧合、誤打誤撞，對我來說，實在沒有「不達目的，絕不 終止」的心理準備；第二，「生平無大志」的個性，讓我在辦學的過程中少了點「橫眉
冷對千夫指」的強悍、以及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絕決。這兩點，在一個仍缺乏為理念 而興學的風氣的社會中，尤其顯得重要。因此，我註定不是一個稱職的辦學者。
然而，至今我從未後悔「下海辦學」。就像多年以前，我辭掉安穩的國中教職，跑去擔任立委助理、以至一路參與民間教改工作一樣，我也從未後悔。還記得曾和振鐸學會的朋友聊過改革者的心境，當時國內教改運動正在起步，大家凜於龐大的國家體制，對民間人微言輕、勢單力弧的處境頗感憂愁，對教改大業能否成功更是毫無把握。但一句話激勵了大家，也激勵了我–「一個成熟的改革者，不是為了成功的保證，而是為了成功的希望；如果失敗了，可以因為曾經努力而心安理得，卻不會因為沒有嘗試、錯失改革機會而遺憾終身。」決定辦融合學校，也大約是出自這種心情。當時（民國87年），教改運動的第一個階段目標–教育自由化–可說方向底定，不論大學自治、開放師資培育、開放民編教材、開放教師結社…等，都已逐步完成。於是，民間開始有「推動第二階段教改」的呼聲，其中一項就是：大量發展各種教育典範，譬如：發展課程、發展教材、發展教學法、…、以及發展教育模式（辦學）。也就在同時，高屏地區一群家長及教改人士已經為南台灣的另類學校蘊釀多時，客觀辦學條件幾乎都已具備。於是，在「機會難得」的號召之下，有人便一半無可奈何、一半義無反顧的接受了其他
人的「黃袍加身」…
說真的，我並沒有因為別人叫我校長，而有過真正的滿足（但我必須承認，當畢業27年後才召開的小學同學會上，同學們報以崇拜的眼神或「與有榮焉」的表白時，我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虛榮，雖然真的很心虛！）。相反的，當孩子們直呼我的名字時（除了剛來的學生，融合的孩子是不叫我校長的），我倒是感到踏實與安慰。事實上，當我第一次讀「夏山學校」和「窗口邊的荳荳」時（大約是民國72、73年，我唸大四的時候），讓我久久不能忘懷的，並不是尼爾或那位「友緣學園」校長的辦學智慧和熱情，而是他們那種「願意與孩子親近」的真心。還記得書中尼爾說「幽默」的那一段嗎？尼爾可以和三歲的孩子開玩笑，而較大孩子也知道如何幽默回去，於是，大人和孩子同時在幽默中享受愛的春風；如果真有天堂，我想大概也不過如此吧！那位小林宗作校長更是令我折服：小荳荳剛轉進新學校，初見校長先生，剛開始有點怯生生。可是，當校長和她面對面坐下，並且告訴她：「來，什麼話都好，只要你愛說的，通通講給我聽。」我們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荳荳竟然一口氣講了四個小時！而且，這位令人敬佩的校長先生竟然「在這麼長的時間裡，沒有一次打哈欠，也沒有一次顯出不耐煩」！於是，我在書後寫下八個字：「感動之餘，決效法之！」這八個字距我分發至國中任教，只有八個月；距我辦融合，卻有十四年。
國中任教的三年半，我做過「班級自治」的實驗，我帶孩子出去露營，我設計科學實驗讓孩子「玩」，我陪孩子打撞球、溜冰，我鼓勵孩子為興趣學習、不要為考試讀書，我買了個大箱子、設立班級圖書館…。我費盡思量，想讓孩子重拾學習的信心；但回過頭來，孩子卻像是被我害慘了。其他老師會告訴我的孩子：你們被你們老師寵壞了！他們不敢當面潑我冷水，卻一再透過學生的口告訴我：說我是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，而我的浪漫想法會「害了」孩子。成熟敏感的孩子甚至私下向我哭訴，央求我對他們「兇一點」，免得其他老師會「更加兇他們」。我曾經一度情緒崩潰，和孩子「新亭對泣」起來…。國中任教的挫敗經驗，讓我更加下定決心投入教改運動。十多年來，當困頓於教改的阻礙時，我都會想起那一張張年輕卻充滿悲苦的臉孔；於是，我發誓：決不退縮！
教改，我不退縮；但辦學校可是另外一回事啊！記得在美國唸書的那兩年半，我一邊努力吸收各種進步的教育想法，一邊找機會探訪美國教育改革的經驗。有一次，和一位在學區當督學的同學聊天，我問她想不想到學校當校長，她竟回了我一句Give
me a
break!（意思是：饒了我吧！）。事實上，我只是直覺的把台灣督學想外放當校長的心情作個比較，沒想到她倒是回答得直截了當。在美國，中小學老師的地位不高，校長其實也好不到那裡去。我的美國同學告訴我，美國公立學校相當政治化，我當時不太明白，但她告訴我不想當校長的嚴肅表情，倒是讓我很訝異。九○年代初期，美國興起一股「特許學校（Charter
School）」的風潮，當時我很好奇：美國已有眾多的民辦教育，為什麼還要鼓勵公辦民營的特許學校呢？我的美國同學的結論是：舊有的系統就是有些事改不了（There
are always something you can’t change in an old system.）。後來，她倒是補充：如果是特許學校的校長，或許她會勉強考慮。事實上，在和她對話的1994年，我壓根沒有自己辦學的念頭；當時，我正醉心於新發現的多元智能理論、以及所謂的建構式教學，而我的碩士論文寫的正是建構主義的課程設計。
回國後，歷經「行政院教改會」、「抗議取消憲法164條」、「九年一貫課程」等教改熱潮，卻也眼見民間教改運動逐漸由盛轉衰的過程。許多人不禁感嘆：執政者缺乏教改的誠意，使一場振興立國根本的運動註定好事多磨！所幸，開辦融合的年代，仍是民間教改的極盛時期，難度最高的課程改革就是在那個時候啟動的。融合開辦後的頭兩年，挾著對新課程的瞭解，頗能獲得家長的青睞。然而，辦學校又豈只是課程
規劃？融合開辦近五年當中，經歷了不少波折，包括：社區居民抗議、董事會權責爭議、家長會分裂、新校長和教師團不合、及遷校換約麻煩…等等，更不要說每年都遇到的經費難題了。而這種種，都超過我的能力所及；若非其他人協助處理，融合恐怕早就一命嗚呼了。後來，我辭卸校長，專心課程與教學，總算可以鬆一口氣；忽然之間，我也終於理解我那美國同學的嚴肅表情了。
不過，我還是一點都不後悔投身辦學的這一遭。整個過程中，我自己固然受益匪淺；但不管未來命運如何，融合畢竟為台灣社會作了幾個重要的貢獻：第一，嘗試許多不同的課程規劃、教學設計、與組織調整，這些經驗（不論成功失敗）對台灣的教育發展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第二，堅持對孩子的尊重，為尊重孩子的可行性再增添例證。第三，為教育中的官民合作提供互信的基礎。最後，我想，我們再次見證了人們「為理想與公義、不吝奉獻」的高貴情操，而這個，終究才是台灣的希望所繫。當然，這一切的一切，都要歸功給所有參與過融合辦學的人。